秋分过后 ， 我眯着眼坐在庆源水街的路亭里 ， 阳光从高耸的千年银杏滤下来 ， 恍惚 ， 迷离 ， 投在潺潺的溪水里 ， 宛如幻境 。
类似庆源村的船形村落 ， 还有王氏卜居在思口的漳村 ， 全村有八大石缸 ， 却没有一口水井 。船形的村落忌讳挖井 ， 一旦挖井就寓意村运漏了 。而船形的漳村 ， 扬帆的桅杆是村中的香樟树 。
漳村宛如风烛残年的祠堂 ， 始终衔接着村中王姓宗族的记忆 。南宋末年 ， 自王寿泗从浙源卜居漳村 ， 先后出仕三十多位 ， 有十位文士著作传世 。其中 ， 乾隆时官至太仆寺少卿、通政司副使的王友亮 ， 给村庄增添了神秘的传奇色彩 ， 他有《双佩斋文集》《骈体文》等十三卷著作 ， 并收入《四库全书》 。而录自漳村王氏宗祠的联文——“经济文章 ， 曾幸广乡崇世祀；孝友信义 ， 早从大宋著芳声”——应是漳村历史文化的最好注脚 。
五
古时 ， “建立村庄之际 ， 乃依堪舆家之言 ， 择最吉星缠之下而筑之 ， 谓可永世和顺也 。”婺源人朱熹如是说 。
有业内人士曾对《中国风水》一书作过统计 ， 明清时期有风水名家二十六人 ， 婺源籍就占了九人 。其中 ， 游朝宗、游克敬、江仕从等不仅名声在外 ， 婺源许多村落的卜居他们也功不可没 。
事实亦是如此 。
在徽州六邑之一的婺源 ， 先人选址建村 ， 主要就是选山择水 。首选的地方必然依山傍水 ， 或者是面水临山 ， 有了山有了水 ， 村庄就有了来龙与去脉 。风水的核心思想是人与自然的和谐 ， 而婺源人从选址到建村都把风水贯穿了活动的各个过程 ， 因而趋吉避凶也就成了人们“卜居”的终极目标 。
风水学中“山厚人肥 ， 山瘦人饥；山清人秀 ， 山浊人迷；山驻人宁 ， 山走人离；山勇人勇 ， 山缩人痴；山顺人孝 ， 山逆人亏”等对山形吉凶的评判 ， 就成了理想村落的选址标准 。而对水的选择 ， 除了有财富的象征意义之外 ， 想必是出于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 。
往往 ， 在婺源每一个聚族而居的村庄 ， 谱牒上都记载有他们始祖卜居吉地而后家族兴旺的过程 。比如据《婺南云川王氏世谱》记载：唐季 ， 始祖太中大夫王云“视此地山柔而秀 ， 水深而长 ， 气象风土有非寻常者比 ， 因卜居焉” 。又如《清华胡氏统谱》中记述：唐文德元年(888)夏 ， 始祖散骑常侍胡学“侍父曈公游婺源通灵(元)观炷香 ， 道经清华 ， 见其地址清溪外抱 ， 形若环璧 ， 群峰叠起 ， 势嶂参天 ， 曰：住此 ， 后世子孙必有兴者 。遂由古歙黄(篁)墩而徙居焉” 。再如江湾汪口“背负龙脉镇山为屏 ， 左右砂山秀色可餐 ， 前置朝案呼应相随 ， 正面临水环抱多情 ， 南向而立富贵大吉” 。(《汪口村志》)还有 ， 紫阳镇符竹村是唐末时歙县篁墩的郑思敬建村 ， 因“地势低洼狭长 ， 远望如竹筏浮于水面” 。含义永不沉没 ， 后改名符祝村 。而大唐后裔李德鸾 ， 他在严田村“占得从田之签 ， 以严治家” 。高砂乡的星堂村 ， 则是宋代进士胡仲君故里 ， “观其山 ， 云峰峙其南 ， 星峰峙其北；观基水 ， 自北而南过围墙由东而出 ， 可谓山环水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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