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孔子是非常强调“正直”是做人方面的道德修养的，而且还特别指出过人的道德修养的基础是“孝弟”，即做人的根本 。儿子出生以后，父子之间就形成了天生的依赖关系，处理这二者的关系确实也离不开“直”的原则，这个道理就是“孝” 。“父子相隐”当然是不道德和不公正的，但父子之间有恩有惠，这二者之间关系也是符合自然的，让儿子揭发有养育之恩的父亲，显然不符合“以德报德”的原则，而简直是以怨报德、忘恩负义 。在叶孔对话中，关于说实话，叶公使用了“证”字，即可以主动告发，孔子使用了“隐”字，即在别人来调查时为父亲隐瞒 。从这个“隐”字，可以看出这是一种消极隐讳的态度 。反过来，如果是很积极的态度，可能就是上下活动，或者毁证销赃，建立攻守同盟，这就不是“隐”了，而是一种积极的犯罪，这也是孔子绝不能认可的做法；另外，叶公讲我的老家有“直躬者”，用词和造句的含义把溢美之情穿透字表 。而孔子只说了“直者”，从语气上已经不能给人感觉是一般“正直的人”，而总感到是在讲“正直的东西”，这是经过辩证审查过的正直，是一种经过批判综合之后得到的处理亲情关系而应本依的观念 。在日常生活中，为亲人隐讳是一种避讳的举动，是精神上的消极行为，是一种迫不得已 。与在《春秋》大义中孔子主张的为贤者避讳的精神是一致的 。
反过来说，儿子以积极的态度去主动揭发“父亲攘羊”，这样做的结果，其实并不能减轻揭发者内心的不安 。家庭亲情的缺失或背叛，会使他陷入更为沉重的心理负担，因为他踏进了人类情感世界的禁区，破坏了基本伦理常识的基础 。这可是比“父亲攘羊”的罪过更为隐曲的“负疚”，是终生难以抹掉的 。所以，“父子相隐”的“孔子难题”正是法学领域的“休谟难题”的原始版(16) 。儿子揭发父亲攘羊的“正直之举”，由于其对象恰恰是与自己有特殊关系的父亲，因而导致更大的不道德 。对于“父亲攘羊”这个不道德行为的事实判断，儿子面临着“应当如何”的价值判断选择：告发还是隐瞒？因为“攘羊”是个错误行为，出于正直的道德观念，应该揭露它；但“攘羊”者偏偏是对自己有养育之恩的父亲，自己之所以有今天包括揭发他的能力，恰恰是他给的，甚至父亲是为养育自己才不惜铤而走险去“攘羊”，自己却为了所谓的社会道德感去揭发他，这有违孝道，也是不道德的 。站在不同的角度，做儿子的对于父亲“攘羊”的不光彩行为既有告发的理由，亦有隐瞒的理由 。但哪个理由更充分？孔子认为，基于父子之间的特殊关系，孔子认为做儿子的在“攘羊”的事情上没有资格揭发父亲，而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是一个“舍车保帅”的无可奈何的选择 。因为做儿子的揭发父亲的行为之“害”要大于隐瞒父亲行为之“害” 。儿子隐瞒父亲的行为固然是不道德的，但是儿子揭发父亲的行为又是更大的不道德 。两害相权取其轻 。孔子选择“父子相隐”，可以说是二难选择中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因为只有选择后者，儿子才能无愧于孝心 。
三、“以直报怨”与“直在其中”对社会治理的启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孔子以至儒家思想体系中，“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 。“直”是事物之常态，也是人之心理常态 。在特定的情景下，“直”的意思可能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这就给后人把握“直”的真义带来了一定困难 。但是，如果我们细细地推究孔子上述言论的语气、讲话的场合，并结合他“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观进行分析，还是不难发现其深刻的思想真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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