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的领域内做经学研究论文

2022年12月22日，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蔡志栋撰写了《论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的领域内做经学研究？》的学术随笔，随即发给余治平教授请教。12月23日，余教授即撰写了《答复蔡志栋教授》一文。本来属于私人之间的交流，但或许还能引起学界关于经学该如何研究的问题的深入讨论。
论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的领域内做经学研究？
目前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领域内产生了大量的经学研究的成果。那么，如何研究自然成为了一个问题。在这方面，要考虑两个进路。一个进路是实践的，也就是说，写作大量的经学研究的成果，以实际的存在和成绩展示研究的可能。一个进路是思辨的，也就是说，对经学研究做出规划，甚至有的时候是纠偏和反思。我的兴趣不在于经学研究，但看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之后，不禁为如何做哲学化的经学研究做了点思考。
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哲学化的经学研究的必要性。
经学研究至少可以在三个领域存在：古典文献专业、历史系、哲学系。无疑，在这三个领域，经学研究的做法是不一样的。如果是一样的，一方面说明经学研究本身的家法严酷，另一方面，也表明哲学系的朋友没有真正从哲学的角度研究经学。因此，哲学化的研究经学的必要性这个问题其实可以转化为如何展开研究的问题。
较常见的一种是缺少足够的自觉和反思。直接拿所谓的经学的家法来操作。这种研究往往从夷夏之辨、灾异思想、君臣观、父子观、夫妇观、兄弟观等角度展开论述。这其实还是在传统经学的框架内表述问题。甚至不妨说是把古人的话用现代汉语再说一遍。
这种做法，借用我中国哲学研究的四种身份意识的话语来说，也就是把经学当作思想资源中的学派立场。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辨别，就会发现，实际上还是把经学当作了研究对象，但是，研究者本人的立场是什么呢？一定程度上是模糊的。他们表面上是在以经解经，实际上，前面一个经字代表的究竟是什么，是模糊的。很可能只是自己积累不多的某些杂乱的知识。他们尚未真正做到把经学当作思想资源。
这期间也产生可以了一些把经学当作思想资源的作品。意思是，未必把经学当作研究对象，就其表述而言，甚至是在谈论其他的事情，不过，作者的立场是清晰的，那就是经学。比如余治平教授的大作《春秋公羊夷夏论》，从经学的立场出发对现实中发生的事件进行评论。这显然已经是高段位的思想操作了。也是很好的经学研究。所谓经学研究不仅仅指的是研究经学，更加重要的是，立足于经学展开研究，真正把经学当作思想资源，乃至学派立场。
直接达到这个程度是很困难的。在现在的哲学系，学生还要接受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等的教育，因此他们其实已经进入了话语丛林。在这个背景下，他们不大可能一下子达到把经学当作学派立场的高度。他们即便喜欢经学，也是把经学当作研究对象来使用。此时就会发生我所说的四种哲学身份意识中的第一种身份意识即把哲学当作研究对象的情况。也就是说，会存在“以马解经”“以西解经”“以中解经”等情况。那么，在这些情况下，经学如何发挥哲学性的作用？我的意思是，如果研究者不采纳经学的材料，是否能够足够充分的说明他所要说明的道理？经学究竟只是例证，还是能够推进我们对哲学问题的讨论？
此处我以经权之辨为例进行讨论。经指的是原则性，权指的是权变、变通性。处理这个问题，可以采取实验哲学的方式展开，比如假设一个场景，火车究竟是按照原则往左边开，但会撞死五个人，还是变通一下，往右边开，不会撞死任何人？在中国古代哲学文本中，孟子所说的“嫂溺援之以手”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孟子采取的权变的立场。问题在于，如果这些一般的例子或者哲学史上耳熟能详的例子已经能够说明经权之辨，那么，是否还有必要引入经学的大量材料对此做出论述？这些论述是知识性的，还是具有哲学价值的？换而言之，经学文献中的大量的例子，是否可以有助于经权之辨这个哲学问题的解答？是否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出更多的维度？如果答案是比较悲观的，那么，经学研究在这个问题上很难在哲学的层面作出贡献。

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的领域内做经学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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