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儒家经学，经过两千年的发展、演绎，已经形成一套独特的话语系统，甚至是一个文明总体，因为它收罗、包纳了中国古人日用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还发挥着指导、引领、规范的积极作用 。所以，我们便不能把经学单单当作一种学问系统或“思想资源” 。仅《春秋》一经，就被董仲舒称为“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太史公自序》则曰：“王道之大者，万物之散聚，礼义之大宗” 。经学，它独立而自足，经传注疏、训诂、义理自成体系，代代相传，薪火不绝 。如果没有哲学学科的引入，它自身也不是不能延续下去的 。相反，自从哲学大规模、大范围东来之后，经学却惨遭解构，许多哲学出身的学者拿起概念、观念的斧头朝着经文肆意就砍，罔顾历代训诂注疏的成就，罔顾每一个经学话题和问题的形成都有原初生态系统，不管三七二十一，望字生义，切割宰制，随心所欲，自说自话，扯得没边、没形、没影，实在看不下去，不堪卒读！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出版以后被当时一众学者痛骂不已，吓得他到死都闭口不谈“哲学”二字 。冯友兰的三本《哲学史》著作，对经学话语系统的瓦解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教训值得我们反思 。牟宗三本人其实是具有很深厚的经学学养基础的，这一点经常被他的弟子们和研究者们所忽略，但他的学术兴趣、最终所呈现出来的学术创新却完全在哲学，而不在经学 。上世纪九十年代，牟宗三哲学在中国大陆的风行，大有可能把儒学研究彻底带入哲学思辨的泥坑 。幸亏后来不断有大陆学者加以反省和觉醒，觉得不能跟他再玩下去了，进而开辟出儒学研究的更多面向，诸如礼学、经学、宗庙、祠堂、家谱、祭祀、丧礼，以及政治儒学、儒家社会学、儒家法学、儒家历史学、儒家宗教学、儒学文化学、儒学人类学等学科形式，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我坚信，未来中国的儒学研究还是要回归到本土已有的文化脉络中进行的，外来的哲学会被我们吸收和消化，而充当工具、介质而已，可以利用却不可以放任，而不可能成为我们本土国民的人生目的和价值归宿 。
五、经学的问题域非常宽广，其中所蕴涵的问题非常庞复，可谓精深渊博 。只要你读进去，就可以发现，里面有许多理论问题、甚至最基本的概念问题，今天的我们都还没有搞懂一点点，而并不如同许多不读经的人所凭空想象的那样：经学早已是扔进历史垃圾堆里的存在 。我们读《春秋》时，对其中的许多礼法度制，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甚至连对其字面的解释都很牵强，就是因为不知其所以然，对于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安排、内在机理如何则一概不得其解 。别以为，我们早就超越了古人，其实三代文明永远是中国历史的顶级瑰宝 。作为中华文化源头宝藏的“六艺”道术，其许多内容，今天的我们还没有真正读通、读懂过呢，得其皮毛还未及，以至于我们也无法理解它却曾经支配和引导着无数代老祖宗的真实生活 。一百年前的所谓“新文化运动”显得心太急，倒垃圾也倒得实在太多、太快了，把老祖宗留下的珠宝都一起给扔了 。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发生过这么白痴的文化自宫行为 。
六、哲学学科在中国形成，也就一百来年的时间，这在悠悠历史长河里是很短暂的 。哲学很可能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过客，来过，坐下过，我们也为之欣喜过、着迷过，会留下痕迹，但最终则会被我们本土经学所覆盖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太史公自序》），哲学叙事让位于历史叙事早已是中国文化的大传统，故《老子》之术难成文化主流，邓析、宋钘、公孙龙、惠施之言也不畅行，法相唯识宗在东土压根就没成过气候 。我们学者做学问，做到最后，都得面临着一个能否以及如何被纳入中国本土的文明道统和传承谱系的问题 。你搞哲学，著书立说一辈子，汗牛充栋，但终了可能还是希求被自己国族固有的学术系统所承认 。能不能进入后世祭拜的庙堂，有没有资格与列祖列宗安寔在一起，会成为许多学者晚年萦绕脑际的一个大问题 。经、史、子、集的知识谱系中，你究竟属于哪一块，你将处于什么样的档次，尽管你自己可能完全不在乎，但后人却会对你作出一个恰当的定位和排序 。这是一种文化宿命，不服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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