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代表思想经典名言

法家代表思想经典名言【正名与审分】正名就是要做到名副其实，不能把不肖之人说成是贤人，把邪僻之言当做善言。
审分就是明察君臣的职责分工，君主不能干本应由臣子干的事情。
【法家语录】名分正，国家就治理得好，名分不正国家就混乱。
使名分不正的是浮夸失实的言辞。
言辞浮夸失实就会把不可以说成可以，而把不是这样说成是这样，把不对说成对，把不错说成错。
所以君子的言辞，足以说}H贤人的贤明、不肖之人的不肖就行了，足以讲明治世之所以兴盛、乱世由何引起的就行了，足以令人知晓事物的真情、人之所以能生存的原因就行了。
凡是混乱，都是由于名实不符造成的。
君主即便不贤，也还是知道任用贤人，还是知道听从善言，还是知道做可行之事。
他们的弊病就在于他们所认为的贤人却是不肖之人，他们所认为的善言却是邪僻之言，他们所认为的可行之事却是悖逆之事。
这就是形名异实、名实不符。
把不肖当成贤明，把邪僻当成善良，把悖逆当成可行，像这样，还能指望国家不混乱、自身不危险吗？
【法家语录】尹文谒见齐王，齐王对尹文说：“我非常喜欢士。”
尹文说：“我希望听您说说什么样的人叫做士。”
齐王没话回答，尹文说：“假如有一个人，侍奉父母孝顺，侍奉君主忠诚，结交朋友守信用，在乡里敬爱兄长。
有这四种品行的人，可以叫做士吗？”齐王说：“这真是所说的士了。”
尹文说：“您得到这个人，肯用他做臣子吗？”齐王说：“这是我所希望的，但却得不到这样的人呀。”
尹文说：“假如这个人在大庭广众之中受到莫大侮辱却不争斗，您会要他做臣子吗？”齐王说：“不要，大丈夫受侮辱却不争斗，这就是耻辱。
甘心受辱，我就不让他做臣子了。”
尹文说：“这个人虽然受到侮辱而不争斗，但他并没有丧失上述四种品行。
没有丧失上述四种品行，这就是说没有丧失一点成为士的条件。
没有丧失一点成为士的条件……可是大王您却不让他做臣子，那么您先前所认为的士还是士吗？”齐王无话回答。
尹文说：“假如有这样一个人，将治理他的国家，人民有错误责备他们，人民没有错误也责备他们，人民有罪惩罚他们，人民没有罪也惩罚他们。
这样做，反倒埋怨人民难于治理，可以吗？”齐王说：“不可以。”
尹文说：“我私下观察您的臣属治理齐国正像这样。”
齐王说：“假如我治理国家真的像这样，那么人民即使治理不好，我也不怨恨。
或许我还没有到达这个地步吧！”尹文说：“我既然这样讲不敢说没有理由，请允许我陈述理由。
您的法令说：‘杀人的处死，伤人的受刑。
’人民中有的敬畏您的法令，受到莫大侮辱而不敢争斗，这是顾全您的法令啊，可是您却说：‘受侮辱而不敢争斗，这是耻辱。
’真正叫做耻辱的，不是说的这个。
本该做臣子的，您却不让他做臣子，等于是惩罚他。
这就是他无罪过而您却要惩罚他啊。”
齐王无话回答。
齐王的议论都像这样，所以国家残破，自身危殆，逃到谷邑，又到了卫国。
齐国是周朝分封的诸侯之长，太公在这里得以寿终。
桓公曾凭借齐国称霸诸侯，这是由于管仲辨察名实非常详明的结果啊。
【法家语录】大凡亲自去做善事就困难，任用别人做善事就容易。
凭什么知道是这样？人与千里马一块跑，那么人不能胜过千里马；人坐在车上驾驭千里马，那么千里马就不能胜过人了。
君主喜欢处理官吏职权范围内的事，那么这就是与千里马一块跑啊，一定在很多方面都赶不上。
君主也必须像驾车的人一样坐在车上，不要离开车子，那么所有做善事的人就都会尽心竭力了，阿谀奉承、邪恶奸巧的人就无法藏匿其奸了，刚毅、老实、廉洁、正直、忠厚的人就会争相努力去奔走效劳了。
君主的车子，是用来载物的。
明察了载物的道理，那么四方边远之地都可以占有；不懂得载物的道理，仗恃自己的能力，夸耀自己的才智，教令繁多，好凭自己主观意图行事，这样，各级官吏就都会出现恐惧骚乱，长幼失序，各种邪恶一起…现，权威分散下移，不可以善终，不可以施教，这是亡国的风俗啊。
王良善于驾马是因为明察驾马的要领，握住马缰绳，因而四匹马没有敢不用尽力气的。
有道术的君主，他驾驭臣子们也有“缰绳” 。
那“缰绳”是什么？辨正名称，明察职分，这就是治理臣子们的“缰绳” 。
所以，依照实际审察名称，以求得真情，听到言论要考察其所行之事，不要让它们彼此悖逆。
名称有很多不符合实际，所行之事有很多不切合实用的，所以君主不可不辨明名分。
不辨明名分，这就是厌恶壅闭反而更加阻塞啊。
阻塞的责任，不在臣子，在于君主。
尧、舜的臣子并不全仁义，汤、禹的臣子并不全忠诚，他们能称王天下，是因为驾驭臣子得法啊；桀、纣的臣子并不全鄙陋，幽王、厉王的臣子并不全邪僻，他们亡国丧身，是因为驾驭臣子不得法啊。
【法家语录】假如有这样一个人，求牛却呼唤马，求马却呼唤牛，那么他所要的一定得不到，而他却因此生气发威，主管人员一定会非议怨恨他，牛马一定会受到忧乱。
百官就如同众多的主管人员一样，万物就如同众多的牛马一样。
不辨正他们的名称，不区别他们的职分，却频繁地使用刑罚，惑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称道一个人明知通达，实际上这人却愚蠢糊涂；称赞一个人高尚贤德，实际上这人却很卑下；赞誉一个人品德高洁，这人紧跟着表露的却是污秽品德；委任一个人掌公法，这人做起事来却贪赃枉法；一个人因外表勇敢而得到重用，而他内心却疲弱怯懦。
这五种情况，都是以牛为马、以马为牛，都是名分不正啊。
所以，名分不正，那么君主就忧悉劳苦，百官就混乱乖逆了。
国家被灭亡，名声受损害，就由此产生了。
想要白，反倒更加黑了，想得到，却越发得不到，大概都是这个道理吧！
所以国家大治需要做的事情，在于辨正名分。
名分辨正了，那么君主就不受忧愁劳苦了。
不受忧愁劳苦，那么就不会损伤耳目的天性了。
多询问，却不专断地下指示。
虽然知道怎样做，却不亲自去做。
和谐万物，却不自夸。
事情做成了，却不居功。
静止的东西就不让它运动，运动的东西也不让它静止。
依照事物的特点加以使用，不为外物所制约，不被外物所役使。
清静而公正，精神流传到天地四方，品德照耀到四海之外，思想永远不衰，美名流传不止。
这就叫做把性命寄托在深邃幽远之处，命名为无形。
所以，得道之人能忘掉别人，这样就非常得人心，这岂不就是有道吗？知道自己有德，不在乎让人知道，这样就更能为人所知，这岂不就是有德吗？非常有德的人外表不机敏，安然处之，机敏就会显露出来，这岂不就是聪明吗？特别贤明的人不做小事，助长万物就是理了小事，这岂不是助长万物了吗？修真得道的人无所能，但人们全都归附他，于是就无所不能了，这岂不就是完美之人吗？因此，有了众人效力就无须事事都能做，做了大事就无须做小事，被人了解就无须外表机敏，这样，所知道的就很微妙了。
像这样，那就能顺应天性，意气就可以在空廓寂静的宇宙中遨游了，形体就可以在自然的境界里获得安适了。
包容万物却不去主宰，恩泽覆盖天下却没有谁知道从哪里开始的。
这样，即使不具备上面说的五种情况，但能追慕喜好，也就差不多了。
【君之术】作为一国之君，不必事必躬亲，不能与臣下比试才干，关键是用人，如果人尽其才，国家焉能不兴！
【法家语录】凡是任用官吏，把治理得好看成能胜任，把治理得混乱看成有罪。
现在治理得混乱却不加责备，那么混乱就更加厉害了。
君主以好炫耀来显示自己的才能，以好出风头来自夸，臣子以不劝谏君主来保持官职，以曲意听从来求得国君的欢心，这是君主代替主管官吏十主管官吏的事，这是臣子得以跟随君主亦步亦趋出风头干那些保持官职、曲意求荣的事情。
君臣的职责不确定，耳朵即使能听也无法听清，眼睛即使能看也无法看清，内心即使知道也无法做}}{判断，这是君臣职责颠倒的情势使他这样的。
耳朵能听见是凭借着寂静，眼睛能看见是凭借着光明，内心能知道是凭借着义理。
君臣如果职守混淆，那么上面说的三种器官的功用就被废弃了。
亡同的君主，他的耳朵不是不可以听到，他的眼睛不是不可以看到，他的内心不是不可以知道，君臣的职分混乱，上下不加分别，即使听到，又能真正听到什么？即使看到，又能真正看到什么？即使知道，又能真正知道什么？要达到随心所欲无所不至的境界，就得有所凭借啊。
这是愚蠢君主的智慧所不能达到的。
不能达到就不能知道，不能知道就不相信这种情况。
没有骨骼的虫子春生秋死，不可能让它知道有冰雪。
拥有疆土的君主，能明察这些话，那么灾祸就无法到来了。
【法家语录】治乱、安危、存亡，本来就没有两样的道理。
所以，最大的聪明是丢掉聪明，最大的仁慈是忘掉仁慈，最高的道德是不要道德。
不说话，不思虑，清静地等待时机，时机到来再行动，内心闲暇的人就能取胜。
凡是行动，其准则是：清静无为，公正质朴，自始至终都端正。
这样来整顿纲纪，用不着倡导，就有人应和，用不着人带头，就有人跟随。
古代称王的人，他们所做的事很少，所凭借的却很多。
善用凭借，是当君主的方法；亲自做事，是当臣子的准则。
亲自去做就会忙乱，善用凭借就会清静。
顺应冬天的是寒冷，顺应夏天的是炎热，君主还要做什么事呢？所以说，当君主的原则是无知无为，这胜过有知有为，这样就算掌握了当君主的方法了。
【法家语录】主管官吏向齐桓公请示事情，桓公说：“把这事情告诉仲父去。”
主管官吏又请示事情，桓公说：“告诉仲父去。”
如此者=：次。
桓公的近臣说：“第一次请示，说让去找仲父；第二次请示，又说让去找仲父。
这样看来，当君主太容易了！”桓公说：“我没有得力于仲父时很难，已经得力于仲父之后，为什么不容易呢？”桓公得到管仲，做事情尚且非常容易，更何况得到道术呢？
【法家语录】圣明的君主，不是普遍地明察万事万物，而是明察君主所应掌握的东西。
有道术的君主，不是一切都亲自去做，而是要了解驾驭百官的要领。
了解了驾驭百官的要领，所以事情少而国家太平。
明察君主掌握了所应掌握的东西，因而大权独揽，奸邪止息。
奸邪止息，那么兜售邪说的人不来而真情也能了解了。
真情不加虚饰，而事实也能显现了。
这就叫做最好的治理。
在治理得最好的社会，人民不好说空话假话，不好流言邪说。
贤德的与不贤德的各自都恢复其本来面目，依照真情行事，对自己的本性不加雕饰，保持敦厚淳朴的品行，以此来侍奉自己的君主。
这样，对灵巧的、拙笨的、愚蠢的、聪明的、勇敢的、怯懦的，就都可以因此而变动他们的官职。
变动了官职，他们各自就能胜任自己的职务了。
所以，对有职位的人就要求他们安于职守，君主不听信毁誉他们的议论。
对没有官职的要求他们实干，以检验他们的言辞。
这两种情况都明察了，那么无用之言就不能进入朝廷了。
君主依照天性行事，去掉爱憎之心，以虚无为根本，来听取有用之言，这就叫做听朝。
凡是听朝，都是君臣共同互求理义，共同确立法度。
君主依照天性行事，那么讲求理义的人就会到来了，法度的效用就会确立了，乖僻邪曲之人就会退去，贪婪诈伪之徒就会远离了。
所以，治理天下的关键在于除掉奸邪，除掉奸邪的关键在于治理官吏，治理官吏的关键在于研习道术，研习道术的关键在于懂得天性。
所以子华子说：“君主应该求深入而不求广博，谨慎地守住根本，喜爱正性。
与众人不相同，而要致力于学得驾驭臣下的能力，完全学到了这种能力，四方就会平定。
只有那些符合天道的人，不求相同却能达到相同。
这就是神农之所以兴盛，尧、舜之所以名声卓著的原因。”
【法家语录】君主认为自己聪明别人愚蠢，认为自己灵巧别人笨拙，那么愚蠢笨拙的臣子凡事就请求指示了，灵巧聪明的君主就忙于发布指示了。
发布的指示越多，请求指示的就越多。
请求指示的越多，就将无事不请求指示。
君主即使灵巧聪明，也不能无所不知。
凭着不能无所不知，应付无所不请，道术必定会穷尽。
当君主经常被臣下弄得道术穷尽，又将怎样治理人民呢？穷尽了却不知道自己穷尽了，又将犯白高白大的错误。
这就叫做受到双重阻塞。
受到双重阻塞的君主，就不能保住国家了。
所以有道术的君术，依靠臣子做事，白己却不亲白去做。
要求臣子做事有成效，自己却不发布指示。
去掉想象，去掉猜度，清净无为地等待。
不代替臣子讲话，不抢夺臣子的事情做。
审察名分和实际，官府之事让臣子自己管理。
以不求知作为为君之道，把询问臣子怎么办作为处事的宝物，比如尧说：“怎样做才能使四方边远之处归服？”禹说：“怎样做才能治服青丘国，使九阳山，奇肱国受到教化？”
赵襄子当政之时，用任登当中牟令。
他在上呈全年的账簿时，向襄子推荐道：“中牟有个人叫胆胥己，请您召见他。”
襄子召见胆胥己以后让他当中大夫。
相围说：“我料想您对这个人只是耳闻，尚未亲眼见到其为人如何吧！
当中大夫，竟是这样容易吗？这不是晋国的成法。”
襄子说：“我提拔任登时，已经耳闻并且亲眼见到他的情况了。
任登所举荐的人，我如果还要耳闻并且亲眼见到这人的实际情况，这样，用耳朵听、用眼睛观察人就始终没完没了。”
于是就不再询问，而让胆胥己当了中大夫。
襄子还需做什么呢？他只是任用人，那么贤德的人就把力量全部献出来了。
【法家语录】人的心意如果好，即使不懂得什么，也可以当君长。
所以李悝说：“没有狗就不能捕获兔，兔如果变得和狗一样，那就无兔可捕了。”
君主如果喜欢做臣子该做的事，就与此相似了。
臣子蒙蔽君主，别人有时还能禁止，君主自我蒙蔽，那就没有人敢于制止了。
君主自愿干臣子该做的事，这是最严重的自己蒙蔽自己的行为。
【法家语录】管子向桓公禀报说：“开垦田地，扩大城邑，开辟土地，种植谷物，竭尽地力资源，我不如宁戚，请让他当大田。
迎接宾客，熟悉升降、辞让、进退等各种礼仪，我不如隰朋，请让他当大行。
早入朝，晚退朝，敢于触犯国君，忠心谏诤，不避死亡，不看重富贵，我不如东郭牙，请让他当大谏臣。
在广阔的原野上作战，战车整齐行进而不错乱，十兵不退却，击鼓进军，三军的士兵都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他当大司马。
断案恰当，不杀无辜，不冤屈无罪之人，我不如弦章，请让他当大理。
您如果想治国强兵，那么这五个人就足够了；您要想成就霸王之业。
那么有我在这里。”
桓公说：“好。”
就让五个人都担任了那些官职，接受管子的命令。
过了十年，桓公多次盟会诸侯，共同匡救天下，这些都是靠了管夷吾和五个人的才能啊。
管子是臣子，他不做自己不能胜任的事情，而让五个人把自己的才能都献出来，更何况君主呢？君主如果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与不能做什么是可以治理人民的，那么隐蔽诈伪欺骗危险的言论就没有不能识别的了，各种官吏对自己主管的事情就会尽心竭力了。
五帝三皇治理人民时，也不过是促使臣下尽心竭力罢了。
治理人民如果懂得不要依仗自己的才能、勇武、力量、诚实、守信，那就接近于君道了。
凡是当君主的，应该处于平静之中，使用道德去教化人民，从而抓住治国的要旨。
这样，从外表到内心就会更加充实，就会越发耳聪目明；各种官吏就会谨慎地对待职守，没有人敢于苟且懈怠；人人都干好各自的事情，以使名实相符。
名实相符，这就叫做懂得了为君之道。
【人君之势】人君之势不可失，如何使人君处于有利的权势之巅，《吕氏春秋》认为一要使自己握有无可匹敌的权力，二要确立名分体系。
【法家语录】国君管理臣下的方法有失误，却企求臣下诚信，这是糊涂的；失去了君主的权势，却企求国人的辅佐，这是危险的。
能吞下船的大鱼，居于陆地就不能胜过蝼蛄蚂蚁。
权力相同就不能役使对方，势力相等就不能兼并对方，治乱相同就不能匡正对方。
所以时大小、轻重、多少、治乱等情况，不可不审察清楚，这是通向祸福的门径。
凡是戴帽子束带子的文明国家，车船能达到的地方，语言相通不用翻译的地方，有三千里见方。
古代称王的人，选择天下的正中来建立京能，选择京能的正中来建立宫廷，选择宫廷的正中来建立祖庙。
在普天下，只以千里见方来建立分封的国家，是为了更好地担起治理国家的担子。
分封给人的国家并不是不能扩大，但是大了不如小了好，国土多不如国土少。
多分封诸侯围，不是因为偏爱贤德之人，而是为了有利于权势，保全住威严，是为了使道义扩大。
道义扩大了，那就没有人与之为敌了。
没有人与之为敌的人就安全。
所以对上世考察一下，那些分封诸侯国多的人，他们的福分就长久，他们的名声就显赫。
神农享有天下卜匕世，是与天下人共同享有啊。
【法家语录】地位尊贵的人，他的教导容易被人接受；权威树立了的人，对奸邪就能加以制止。
这就是治理人的原则。
所以，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对拥有T．辆兵车的国家发号施令就容易，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对大夫之家发号施令就容易，用大夫之家对一人发号施令就容易。
如试图反其道而行之，即使是尧、舜也无能为力。
【法家语录】诸侯是不会心甘情愿地向人俯首称臣的，向人称臣是出于不得已。
当形势对君主不利时，该怎样使臣下易于控制呢？权衡轻重，审定大小，大量地分封建国，这是用来使形势有利于己的措施。
称王天下的人，凭借的就是权势。
称王天下的人，权势是无可匹敌的。
如果有势均力敌的人，这样的统治者就会被废弃，有人了解分封小国比分封大国要好，封地少的比封地多的要好，他就懂得了无可匹敌的道理。
懂得了无可匹敌的道理，那么臣子批拟、僭越君王的事就不会发生。
所以，先王的法度是：确立了天子，就不能让诸侯同他相匹敌；确立了嫡子就不能让庶子与他相匹敌。
如果势均力敌，就会产生争斗，争斗就会产生祸乱。
所以诸侯的位置不稳，天下就会大乱；大夫不分等级，朝廷就会大乱；妻妾不加区别，家庭就会混乱；嫡子和庶子不加区分，宗族就会混乱。
【法家语录】慎子说：“如果有一只兔子跑，就会有上百人追赶它，并不是一只兔子足以被上百人分，是由于兔子的归属没有确定。
归属没有确定，尧尚且会竭力追赶，更何况一般人呢？兔子摆满市，走路的人看都不看，并不是不想要兔子，是由于归属已经确定了。
归属已经确定，人即使没有教养，也不争夺。”
所以治理天下及国家，只在于确定职分罢了。
【法家语录】齐简公有个臣子叫诸御鞅，他向简公进谏说：“陈常与宰予，这两个臣子，彼此非常仇恨。
我担心他们互相攻打。
他们一味同执地要互相攻打，就会危害到君王。
希望您罢免一个人。”
简公说：“这不是你这样的小人所能知道的。”
没过多久，陈常果然在朝廷上攻打宰予，在宗庙里追上了简公。
简公长叹着说：“我不能采纳诸御鞅的意见，以至于遭到这样的祸患。”
失去了驾驭臣下的方法，丧失了君主的权势，虽然后悔没有听从诸御鞅的话，与不知后悔的结果是一样的。
这就是不知道依靠可以依靠的东西，却依靠不可依靠的东西。
周鼎上刻铸物象，是为了让事理贯通。
事理贯通，这是当君主应该掌握的原则啊。
【使民之道】统治百姓一要广施恩惠，争取民心；一要确立刑罚之威刑威见效快，但刑威要适度，刑威无度也会造成国家崩溃。
【法家语录】大凡使用人民，最好是靠仁，其次是用赏罚。
义如果不足以让人民效死，赏罚如果不足以让人民去恶从善，这样却能使用自己人民的人，从古到今都没有。
人民并不永远被使用，也不永远不被使用，只有掌握了正确的方法，人民才可以被使用。
阖庐用兵，不超过三万。
吴起用兵，不超过五万。
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它们用兵比三万五万还多，可是如今对外却不能御敌，对内却不能保国，它们的人民并不是不可以使用，只是没有掌握恰当的使用人民的方法。
没有掌握恰当的使用人民的方法，国家即使很大，形势即使很有利，士兵即使很多，有什么益处？古代有很多享有天下可是最后却遭到灭亡的，就是因为人民不被他们使用啊。
使用人民的道理，不可不详尽了解。
剑不会自己凭空砍断东西，车不会自己行走，是有人让它们这样。
播种麦子就收获麦子，播种稷就收获稷，人们对此并不感到奇怪。
使用人民也有播什么种子的问题，不考察播下什么种子，却要求人民被使用，没有比这更糊涂的了。
【法家语录】古代当君主的人，用仁和义治理百姓，用爱和利使百姓安定，用忠和信教导百姓，致力于为民除害，想着为民造福。
所以百姓对于君主来说，就像把玺印打在封泥上一样，用方形的按压就成为方形的，用圆形的按压就成为圆形的；就像把五谷种在土地上一样，收获的果实必定与种子同类，而且能成百倍地增长。
这就是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于天下的原因。
他们虽然去世了，而后代被他们感化，就如同有神明驱使一般，这是因为他们能够洞察民情。
魏武侯当中山君的时候，向李克问道：“吴国之所以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李克回答说：“是因为屡战屡胜。”
武侯说：“屡战屡胜，这是国家的福分，它却偏偏因此灭亡，是什么原因呢？”李克回答说：“多次作战百姓就会疲惫，多次胜利君主就会骄傲。
用骄傲的君主役使疲惫的百姓，这样国家不灭亡的，天下太少了。
骄傲就会放纵，放纵就会用尽所欲之物；疲惫就会怨恨，怨恨就会用尽巧诈之心。
上下都走到了极端，吴国被灭亡还算晚了呢。
这就是夫差之所以在干隧白刎的原因。”
【法家语录】东野稷在庄公面前表演自己的驾车技术，前进后退都符合规则，左转右转都合乎规矩。
庄公说：“好。”
认为造父也不能超过他。
又让他的马绕一百个圈之后再回。
过了一会儿，颜阖来谒见庄公，庄公说：“你遇到东野稷了吗？”颜阖回答说：“是的，我遇到了他。
他的马一定要累坏。”
庄公说：“怎么会累坏呢？”过了一会儿，东野稷把马累坏回来了。
庄公召来颜阖问他说：“你怎么知道他的马要累坏呢？”颜阖回答说：“前进后退都符合规则，左转右转都合乎规矩，造父驾车的技术都无法超过他了。
刚才我遇到他。
他还在无止境地要马尽力，我因此知道他的马要累坏。”
所以，混乱的国家役使自己的百姓，不了解人的本性，不反求人的常情。
频繁地制订教令，而责怪人们不能领悟；屡次下达命令，而非难民众不削顺从；制造巨大的危难，却怪罪民众不敢赴难；加重负担却惩罚力不胜任之人。
百姓前进就希望得到赏赐，后退就害怕受到惩处，当知道自己的能力不足时，为厂获得前进的赏赐，逃避后退的惩罚，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干。
硬着头皮继续干：，必然会出错，君主知道了，跟着又加以惩处。
这样就是因为畏罪而获罪。
君主和百姓相互仇恨，就由此产生了。
所以，礼节繁琐就不庄重，事情繁琐就不能成功，命令严苛就不被听从，禁令多了就行不通。
桀、纣的禁令不可胜数，所以百姓起来反抗，他们自己也被杀死，这是因为他们过分到极点了。
子阳喜好严厉，有个人犯了过失弄断了弓，担心一定会被杀死，于是就乘追赶疯狗之机杀死了子阳，这是因为他过分到极点了。
周鼎上铸有窃曲形的花纹，花纹很长，上下都是弯曲的，以此表明过分到极点的害处。
【法家代表思想经典名言】【法家语录】宋国有个赶路的人，他的马不肯前进，就杀死它把它扔到溪水里。
换上一匹马，又重新赶路，那马不肯前进，又杀死它把它扔到溪水里。
这样反复了三次。
即使是造父对马树立威严的方法，也不过如此。
那个宋国人没有学到造父驭马的方法，却仅仅学到了威严，这对于驾驭马没有什么好处。
君主当中那些不贤德的人，与此相似。
他们没有学到当君主的方法，却仅仅学到很多当君主的威严。
威严越多，人民越不被使用。
亡国的君主，大都凭着威严使用人民。
所以威严不可以没有，也不足以专门依仗。
这就譬如盐对于味道一样，凡是使用盐，一定要有依托的东西。
用量不适度，就毁坏了所依托的东西，因而就不可食用了。
威严也是这样，一定要有所依托，然后才可以施以威严。
依托什么？依托爱民利民的措施。
爱民利民的思想被人理解了，威势就能够行得通。
威势过重就会使爱民利民的思想熄火，爱民利民的思想熄灭，却只是厉行威严，自身必定遭殃。
这就是夏、商之所以灭亡的原因。
国君，是利禄和威势的集中体现者，其地位为众人所觊觎，如同驻军于馆舍。
处在馆舍，受四面环攻，又执掌着利禄和威势，不能不对用民这一道理认真思考。
不须刑罚禁止就能禁止人们为非作歹的，大概只有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道理才能做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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