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弟弟周作人的关系 鲁迅和弟弟周作人的恩怨

1946年,抗战刚刚胜利不到一年的时候,作为上海的大学者,《民主》与《周报》的主编,郑振铎写下了《惜周作人》一文,发表于当年《周报》第19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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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
郑振铎在此文中开篇便说:
“在抗战的整整十四个年头里,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是周作人附逆 。”
【鲁迅和弟弟周作人的关系 鲁迅和弟弟周作人的恩怨】当头一炮就如炸雷暴雨,何其痛心之至!那么,郑振铎先生怎会有如此沉重的叹息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他的附逆,是明珠暗投,是自暴自弃,是他自甘堕落,是文世界的重大损失 。
为什么说是文艺界的重大损失呢?因为在新文学道路上,周作人不但作用不容忽视,而且是公认作过贡献、有过引领、影响过一个时代的作家的代表性人物,在新文化运动史上,周作人是有一定历史地位的 。
周作人,浙江绍兴人,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1885年出生,1967年去世 。从少年到青年,周作人深受兄长鲁迅的影响,几乎有过与鲁迅同样的经历,走过同样的道路:如儿时都在“三味书屋”(三味,乃鲁迅、周作人塾师寿镜吾先生所拟私塾馆训,即: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启蒙,16岁入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有了文学兴趣 。21岁赴日本留学,期间与鲁迅一起提倡文艺运动,介绍外国的新文学,尤其对希腊文学培养了极高的素养,与鲁迅一起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 。26岁回国后,边教书边翻译西方作品,同时开始了自己的创作,响应和推动新文学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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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周作人
周作人在文坛打响第一炮的,是他的几篇论文 。1918年底,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周作人连续写出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论黑幕》等几篇关于自己文学主张的文章,当陈独秀在《新青年》将文章快速发表出来之后,还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主动写信给周作人,大赞文章写得好,尤其是《人的文学》,发出了文学改革的先声,迅速引起了文坛的轰动 。十几年后,胡适还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导言”里重提周作人的理论,说他的《人的文学》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 。”
此后数十年间,周作人写出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用他《丙戌杂诗?文字》中的话说,即:“半生写文字,计数近千万,强半灾梨枣,重叠堆几案”,真是著作等身,汗牛充栋 。他不但写得多,而且写得好,他的文章冲淡平易、自然闲适、博学多姿;有情调,有气味,有境界;兼之语言极好,境界极佳,尤其是小品文,接明末之余韵,开现代之新枝,皆为新文学中不可多得的成就和收获,一举奠定了他在新文学上的地位,郑振铎在这篇四十年代的文章就评价周作人:“他的诗和散文,都曾有过很大的影响……他确在新文学上尽过很大的力量 。”
到了当代,有两个人受周作人影响最大、对周作人研究用力最深,其一是长沙的老作家钟叔河,钟老;其二是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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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文类编》
钟叔河上世纪四十年代始,就迷恋周作人的文章,数十年不辍、不弃、沉迷,期间,不断搜寻周作人的文章,凡能得到的,如《雨天的书》《苦茶随笔》《自己的园地》《夜读抄》《瓜豆集》《风雨谈》等等,都用心地读了,且“爱不能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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