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乙巳是哪一年,乙巳年是什么命

道光乙巳是哪一年
稿本是书籍的初级形式 , 因其承载了 原始的创作形态 , 反映了 初始的创作思想 , 历来为古籍版本界所珍重 。特别是对于多次刊刻而又校雠不精的版本 , 其稿本所载信息的准确性和不可替代性被视若拱璧 。也正是由于这一主要原因 , 对于稿本的界定需要谨慎 。目前学界对稿本的认定标准并不完全一致 。综合、借鉴诸家的论述 , 本人认为界定稿本时应注意3个标准和1个前提 。具体说:一是真实反映 思想;二是产生于刻本以前;三是可作为刻本之范本 。所谓前提是稿本的界定应有条件的制约 , 也即同一抄本在不同条件下或不应定为稿本或应定为稿本 。如晚清著名学者丁晏纂现存图书馆的手稿本《类抄》 , 此书清末被贵州名士刘春霖抄写 , 抄本现存某古籍书店 。目前刘氏抄本就不能定为稿本 , 因为 的手稿尚在 。假如此手稿毁失 , 则刘氏抄本无疑应定为稿本 。上例是为无刻本的情况 。同样在有刻本的情况下 , 如原 的手稿在付梓前被某人抄写了一份 , 则在 手稿存在的情况下抄本不应定为稿本 。而一旦上述手稿本不存在,则此抄本即可定为稿本 , 因为这时只有该抄本可能载有刻本所没有的 手稿本。本文介绍的稿本《诒晋集》即属于这种情况 。
此书4册8卷 , 在精印12行、黑口、四周双栏的开化稿纸上以每行22字手写而成 。字体类赵 , 十分隽秀 。令人叫绝的是9万余字竟无一改字、添字 , 可谓纸色古雅 , 书法精绝 , 皇族气派不同凡品 。各册首页钤朱文印一方 , 文曰“曾存定邸行有恒堂” 。由此可知此书曾定王府行有恒堂 。
定王府行有恒堂主人载铨 ,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生 , 咸丰四年(1854)卒 。高宗长子永璜之曾孙 。先封二等辅国将军 , 后授御前大臣 。道光十四年(1834年)任礼部尚书 。十五至十六年任工部尚书并袭爵定郡王 。二十六年重修玉牒 , 授钦命任总裁 。文宗即位后仍受重用 。后因自谓操持进退用人之权及广收门生得“定门四配、十哲、七十二贤”之传言 , 遭夺职罚俸 。但不久 , 咸丰二年(1852年)仍授步领 。次年加亲王衔并于卒后追封亲王 。载铨为人风雅 , 工诗 , 富收 。吏部尚书汤金钊评“(载铨)自嘉庆戊辰入直上书房 , 获侍讲席 , 属句颖秀 , 自幼过人 。”读其遗著《行有恒堂初集》 , 可其诗文功力 。由其《长夏曝书》所云“万卷层层手自排 , 古人模范作梯阶 。笃行莫使初终异 , 尽信能叫性气乖 。费我连朝勤庋阁 , 喜他得地免沉埋 。钻研编简真如蠹 , 鬓雪无情减壮怀”及现上博的定府遗物“赵孟行书送秦少章序卷题跋” , 则可窥其书画收规模、品位之一斑 。
《诒晋集》为清中叶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成亲王永瑆所著 , 收录其自乾隆二至嘉庆初所作诗赋、序跋的文集 。永瑆生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 , 卒于道光三年(1823年) , 为高宗十一子 , 历官军机大臣 , 户部三库 。工书、善诗 , 高宗爱之 , 多次幸其府邸 。嘉庆十九年(1814年)仁宗诏令永瑆自选书法刻裕陵德神功碑并御题序言 , 赐名《诒晋帖》颁赏臣工 。《诗话》评其诗文:“唐宋以来 , 帝子之文 , 实罕其匹也 。”
就目前资料 , 《诒晋集》的最早刻本是列入《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的由永瑆长曾孙载锐(嘉庆十年生 , 咸丰九年卒 。爵成郡王 。曾管理锐健营事务)于道光二所刻并由载铨作序之本 。以后又有光绪十六年修堂刻本、宣统元年翠琅玕房刻本等 。下面就以时间最早、刊刻最精的载锐刻本(下简称刻本)与定府抄本(下简称抄本)作一对比 , 以考本源 。
首先 , 刻本与抄本不仅版式完全一致 , 同为12行、22字、黑口、四周双栏 , 而且版框尺寸亦完全相同 。
其次 , 刻本与抄本的第1卷和第8卷每页每行的文字及相对位置完全相同 , 毫无二致 。这说明刻、抄本间的关系只有两种可能 , 或是成书时各自参照了同一范本 , 或是成书时以对方为范本(下面将说明抄本不可能以刻本为范本) 。
其三 , 经逐页核对 , 刻本较之抄本略去很多内容 。例如刻本第2卷2页背面 , 抄本同位置 , 《阕里》一诗 , 刻本比抄本少了“竭尽瞻依志……舍井自禽窥”8句40字;刻本第4卷16页背面 , 抄本同位置 , 刻本略去《石君先生自杭归以上天竺泉分赠赋谢》《兰翘先生以徽制五彩画锭见赠赋谢》整诗两首;刻本4卷17页正面 , 抄本同页背面 , 刻本略去《桃花夜观山灯》整诗一首(图2);刻本第5卷首页2、3行较抄本同位置略去“初度作诗志之”(图3) 。此外 , 刻本第2卷3、4页间 , 抄本同位置 , 刻本略去《上方山》《赋诗台》整诗两首 , 并将诗名“金山夜眺”略为“金山” 。刻本第6卷11页正面 , 抄本同位置 , 《夜雨》一诗刻本略去文字 。刻本6卷19页正面 , 抄本同位置 , 刻本略去整诗一首计21 。刻本第7卷10页正面较抄本同位置略去文字等等 , 不再一一赘述 。
其四 , 刻本较之抄本仅有一处内容增加 , 即第6卷终由载锐于道光乙巳(二十五年)补录了永瑆为其所作《得曾孙》诗一首(图4) 。
具体分析上述的删减和增补 , 我们首先可确定抄本成书于刻本之前 , 因为刻本卷6尾页明确说明最后一诗是增补的 。再者 , 载铨知道刻本的出现 , 否则不可能为之作序 , 在有了刻本的情况下定府没必要再抄写 , 更无法解释在抄写中增加了如此多的内容 。那么问题就是如何解释刻本在内容上的删减 。一般讲 , 删减的原因有两种 , 一是刻工偷工取巧 , 二是 自行删减 。对于之一种情况几乎不可能 , 一来这是成王府刻书 , 刻工不敢妄为;二来此书区区9万余字 , 如此大量漏刻必被发现 。那么另一可能就是 在开雕前删减 。但此书刊刻成书为道光二 , 开雕至多提前两三年 , 而此时永瑆逝去已20余年 , 如何删减 。这个疑问在载铨为刻本所作序言中找到了答案 。而且 , 细读该序言还使我们增加了了解相关真相的线索 。序言说“(永瑆)晚年自检全集(指《诒晋集》) , 删繁就简 , 陈言务去 , 择其纯粹精华者得集八卷、随笔一卷、后集一卷 , 虽付枣梨未即印行 。逮嗣王(指载锐)袭封后首举是事不可再待 。故重加校订爰付梓人刊版……”仔细品味这段话可知 , 既然永瑆“晚年自检全集” , 就说明晚年前《诒晋集》已成书 , 到晚年将其“删繁就简 , 陈言务去”(注意 , 并无内容增加)后付梓 , 只是不知何因未能成书 。20余年后载锐在此基础上付梓刊版 。这便是刻本内容被大量删减的原因 。也正是此时 , 载锐在“重加校订”曾祖为其所作增补列入卷6末 。事实上刻本也证实了序言所云 。一是对比删减前后的相关内容可知删后并未使诗文遭损 , 而是文字更加精练;二是绝无内容增加(载锐增诗非 之意);三是刻本有后集、随笔各一卷 。
至于抄本无后集、随笔的缘由不可简单地以遗失解释 , 较为可靠的是就《诒晋集》初稿(永瑆手稿)、抄本及后集、随笔形成的时间来分析 。如上《诒晋集》初稿形成于永瑆晚年前 , 具体时间可在卷六末页诗题“昌平州花塔山题生圹作”下永瑆所注“丁巳作补录”中得到答案 , 所谓补录当然指全集已定型后所为 。这说明初稿形成于嘉庆二年(丁巳)永瑆45岁左右 。事隔20余年到永瑆晚年即嘉庆末至道光三年间 , 永瑆准备付梓而将其删减 , 大约此时又发现一些诗文可以一并刊刻 , 于是编为后集、随笔各一卷 。试想如果不是如此 , 后集、随笔形成的时间距《诒晋集》初稿较近 , 则顺理可将它们列为《诒晋集》之9、10卷 。正是在这20余年较长的时间内 , 在没出现刻本的情况下 , 定府精抄了《诒晋集》形成目前的抄本 。这便是抄本无后集、随笔较为可靠的原因 。
综观上述过程 , 在永瑆手稿本佚失的情况下 , 定府精抄本被定为清稿本应是合理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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