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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拐的孩子 梦见捡到被遗弃的男婴儿

生活经验知识分享

2022年6月1日 ， 寻亲者在杭州“六一”打拐防拐公益寻亲活动现场留下血样进行DNA鉴定 。（视觉中国/图）
第三次抽血样之前 ， 成都父亲杨航有些犹豫了 。
从1998年起 ， 他和妻子三次抽血样 ， 有公安机关找上门来 ， 也有他自己主动要求抽取 。
杨航已经60岁 ， 他丢了的孩子25岁 。
“跟你差不多大 ， ”他在询问南方周末采访人员年龄后说道 。
2022年底 ， 成都警方通知他需要再抽一次血样——上一次是10年前 ， 他看到湖南第一例DNA盲比成功的报道后 ， 主动找警方再抽一次血 。
“我有一种预感 ， 这次很可能会比中 ， ”杨航告诉南方周末采访人员 ， 这种预感令他有些踟蹰 ，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一个25岁的 ， 可能操着异乡口音的孩子 。
杨航的预感 ， 随着2022年“团圆”行动频频见报 ， 找回失踪儿童数字不断刷新 ， 愈发强烈起来 。
然而大多数人并不清楚 ， 公安部刑侦局其实有两个“团圆” 。
一个是2016年上线的“团圆”系统 ， 另一个是2022年启动的“团圆”行动 。
前者通过互联网信息推送 ， 试图在数十个小时内找到新近失踪的孩子；后者则借助于打拐DNA系统等技术手段 ， 致力于破获数十年来的拐卖积案 。作为破获积案的重要手段 ， 今年起 ， “滴血认亲”功能也被加入到“团圆”系统 。
“团圆”系统的实时数据显示 ， 上线五年来 ， 该系统共计找回新近失踪儿童4781名 ， 找回率达98% 。
而在“团圆”行动方面 ， 截至7月13日 ， 公安机关在半年间共找回2609名历年失踪儿童 ， 时间跨度最长的达61年 。
相较于数以十万计的DNA采集量 ， “团圆”行动找回率看似并不高 ， 但与历史战绩相比 ， “团圆”行动已显示出技术的巨大进步——在2009年建立联网打拐DNA数据库后的十年内 ， 公安机关通过DNA比对仅找回历年失踪儿童6100余名 。
过去十多年里 ， 人们时不时地领略这套科技系统带来的奇迹 ， 随着系统迭代 ， 奇迹发生的频率日益增高 ， 演变为概率事件 。至于系统的“参与者”们 ， 人生方向多年前被意外改变 ， 未来可能二度改变 ， 这也令他们有些彷徨 。
2022年7月11日 ， 山东聊城 ， 郭振与亲属相认现场 ， 母亲倒在他怀里痛哭 ， 画面后方 ， 现场警员也不禁落泪 。（公安部供图/图）
人像与DNA双管齐下
7月13日 ， 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 ， 通报电影《失孤》原型一案告破的情况 ， 同时将“团圆”行动找回儿童数量更新为2609名 。
上一次公布是在6月8日 ， 数字为1737名——短短一个月内 ， 又有近九百名历年失踪儿童被找到 。
飞增的数字与公安部组织的一次会战有关 。5月11日 ， 来自全国各地的69名刑事技术专家聚集在千佛山下的山东警察学院 ， 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团圆”行动刑事技术比对会战 。
6月8日 ， 会战进行到最后阶段 ， 公安部刑侦局刑事技术处处长牛勇欣喜地告诉媒体：“目前会战已经比中确认470名 ， 此外还向各地下发了四百多条待确认的线索 ， 一旦被确认 ， 将又有一批儿童被比中 。”
“这些专家不光懂技术 ， 而且会分析研判 ， 在会战交流中总结出了好的技战法 ， ”牛勇介绍 ， “470人的数字看着不大 ， 但含金量非常高 ， 因为会战攻坚的都是多年来难啃的骨头 ， 某一省份单独工作很难突破 。”
此次会战首次将人像比对技术和DNA比对技术融合使用 ， 专门研发了“团圆行动技术比对会战平台” ， 导入全国性的DNA数据和人像大数据 。
譬如一名1996年在广东东莞被拐的湖北黄冈籍5岁儿童 。此次会战中 ， 专家们对孩子4岁时的模糊照片进行清晰化处理 ， 在大数据系统里比对出两百多个人像 ， 再经过一系列排查 ， 最终寻找到目标 。
事实上 ， 此前也有失踪儿童积案是依靠人像数据破获 。2019年 ， 广东揭阳警方曾通过哥哥的相片比对出被拐的弟弟 。
办案民警朱国生曾在央视寻人节目《等着我》介绍 ， 在一次走访聊天中 ， 受害人家属称被拐的弟弟与其哥哥长相相似 ， 警方便使用哥哥的近照在智慧新警务系统中进行比对 。
比对结果中出现了几个相似度高于90%的目标 ， 其中一个就在揭阳市下辖的渔湖镇 ， 距离被拐儿童家所在的白塔镇仅二十多公里 。经过走访调查和DNA检测 ， 结果证实该目标确系被拐二十余年的弟弟——节目现场 ， 主持人也感叹称哥哥与弟弟的确太像了 。
福建省一位刑侦技术专家告诉南方周末采访人员 ， 广东省这一案例曾在打拐系统内通报学习过 ， 其特点在于使用哥哥现在的照片去匹配现在的弟弟 ， 相当于用成人找成人 ， 这种方法比较适合公安智慧新警务系统的数据特点 。
智慧新警务系统是公安部门近年来建立的警务大数据系统 ， 涵盖大量图像和视频数据 ， 但由于采集时间较近 ， 很难对十几年前的老照片进行比对 。
但并非所有被拐儿童都有同胞兄弟 ， 打拐民警更常面临的局面是——用一张襁褓中的照片去找长大后的孩子 ， 需要“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 。
2022年7月 ， 寻子24年后 ， 郭刚堂终于找回了儿子郭振 。图为2010年6月5日 ， 寻子13年的郭刚堂到了贵阳 。（视觉中国/图）
【被拐的孩子 梦见捡到被遗弃的男婴儿】跨年龄人脸识别
这项由科技企业开发的技术 ， 最初用于打拐是在2018年 ， 四川省最大的一起儿童拐卖案 。
2014年4月至6月 ， 四川发生了三起儿童失踪被拐案 ， 被拐的都是三岁左右的男孩 。
警方借助监控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王某文 ， 据其交代 ， 被拐儿童均被卖往广东汕头 ， 此外他还在2008年至2010年间拐卖了另外10名儿童 。与日后广受关注的申军良寻子案类似 ， 该案负责寻找买家的女性中间人成谜 ， 致使积案难破 。
而2014年9月 ， 办案民警在广东找到前述3名被拐儿童时 ， 这些被拐仅几个月的孩子都说着流利的潮汕话 ， 对亲生父母也印象模糊 ， 令负责此案的四川省公安厅刑侦局打拐处处长蒋晓玲大为震惊 。
为了找到另外10名被拐儿童 ， 刑警学院的专家根据被拐孩子三四岁时的照片 ， 画出孩子七八岁的样子 ， 蒋晓玲和民警带着这些画像去广东 ， 用肉眼比对十几万张当地孩子的照片 ， 筛选出三百多名疑似被拐儿童 ， 用办案民警的话说 ， “眼睛都快看瞎了” 。
警方组织被拐儿童家长辨认这些疑似照片 ， “时间跨度这么长 ， 很多父母都认不出自己的孩子了” 。蒋晓玲后来回忆 ， 当时她心中便做了最坏的打算——最终的DNA比对结果显示 ， 一例都没有成功 。
直至2017年底 ， 时任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陈士渠在一家科技公司调研时得知 ， 对方在开发跨年龄人像识别技术 ， 便将技术团队转介给了四川打拐处 。
2018年春节期间 ， 该技术团队给每个被拐儿童找出了50名相似的人 ， 办案民警根据这些线索进一步走访研判 ， 第一批找到了4名被拐儿童 ， 其中3个都是比对结果相似度最高的目标 。
“真的 ， 这个技术是非常的强大 。”蒋晓玲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 效果超出了民警和技术团队的预期 。目前 ， 该案中10名被拐儿童 ， 四川警方已找回7名 。
前述福建省刑侦技术专家对南方周末采访人员介绍 ， 四川这起案件找到的都是丢失十年以内的孩子 ， 对这项技术来说 ， 孩子丢失年龄越小 ， 丢失时间越长 ， 找寻难度越大 ， 但近年也逐渐出现丢失时间更长的案例 。
前述《失孤》原型郭刚堂案中 ， 郭振丢失时仅2岁5个月 ， 时隔24年后 ， 专家正是在2022年5月的济南会战期间 ， 通过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发现了线索 。
“跨年龄人像比对是最近才探索出来的技术 ， 尽管不完全成熟 ， 但辅以其他技术手段 ， 还是有希望找到孩子 。”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童碧山在介绍郭刚堂案案情时表示 ， 该案是从照片入手 ， 缩小侦查范围 ， 划定侦查方向 ， 经过DNA比对 ， 确认找到了郭振 。
把以前丢的孩子找回来
“历史的东西摆在那儿 ， 你不能视而不见 ， 不能回避 ， 到什么时候刑侦干警都不会放弃 。”2022年1月 ， 公安部启动“团圆”行动时 ， 公安部刑侦局局长刘忠义这样说 。
事实上 ， 2019年四川警方依靠新技术突破前述积案后 ， 时任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陈士渠就首次公开表态称 ， “下一步我们要力争把以前丢的孩子都找回来 。”
除了技术日趋成熟的因素之外 ， 公安部的底气来自日益趋零的新发案数 。2019年 ， 全国新发盗抢儿童案已低于20起 ， 且基本实现快侦快破 ， 日益完备的打拐DNA数据库 ， 只能在积案中觅得用武之地 。
这是一个已经经历二十余年建设的数据库 。
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信息化处处长刘冰参与了前述济南会战 ， 他在6月8日举行的认亲仪式山东主会场上介绍 ， 公安部从2000年就开始将DNA技术和数据库技术结合运用于打拐 ， 当时数据无法联网 ， 且检测的DNA位点只有9个 。
2007年 ， 打拐办成立 。在此之前 ， 全国曾组织过四次打拐专项行动 ， 但一直没有固定的部门和机制 ， 每年新发案数较1990年代有所下降 ， 但仍高达近千起 。公安机关只能通过打击拐卖团伙 ， 找回失踪被拐儿童 。
两年后 ， 联网的打拐DNA数据库建立了 。建立之初 ， DNA检测可以检测到18个位点以上 ， 随着仪器和检测试剂进步 ， 如今的要求达到29个位点以上 。
早年采血获得的DNA位点较少 ， 比对结果会过于宽泛——一份样本可能会比对出成百上千条结果 。随着位点增多 ， 识别的准确率也更高 。
在“团圆”行动的前三个月里 ， 公安机关清理了现有数据库 ， 重新采集、扩充血样数量 。数据显示 ， “团圆”行动找到的失踪被拐儿童中 ， 约50%是基于2022年新采集到的DNA数据比对成功的 。
DNA提取技术的进步也为侦查提供了新思路 。
多年来 ， 由于被拐儿童的DNA难以获取 ， 打拐民警都是采用父母双方的DNA去比对孩子的DNA 。会战专家组成员刘峰在《等着我》节目上介绍 ， 现在可以通过人体组织、毛发等微量物品提取DNA ， 如果家长能提供孩子用过的衣服、牙刷等物品 ， 就有可能提取到孩子自身的DNA ， 这样可以更精确、更快速地实现“一对一”比对 。
此外 ， 微量提取技术还被用于失踪儿童父母去世的情况 。2022年3月 ， 新疆警方就在一块手表上提取到了DNA信息 ， 并成功找到了丢失44年的孩子 。手表的主人是一位母亲 ， 17年前已去世 。
“目前 ， 我国的DNA检测技术和数据库建设处于世界一流 ， 检验的方法稳定可靠 ， 检验结果精准高效 ， ”童碧山在焦点访谈节目上表示 ， “下一步将部署全国各地的刑事技术部门 ， 尽最大的可能去采集、检验失踪被拐儿童及父母的血样 。”
被迫离乡的打拐员
任何先进侦查技术都需要以丰富的一手资料为基础 ， 如果一方的血样无法入库 ， 再强大的DNA数据库也难以发挥作用 。
千佛山下的专家比对会战室外 ， 上万名基层民警需要广泛宣传“滴血认亲”活动 ， 摸查可能的失踪被拐儿童 ， 福建三明民警贺峰（化名）就是其中一员 。
“这些年明显感觉入户摸查更困难了 。”贺峰告诉南方周末采访人员 ， 早年被收养的孩子大多已离开家乡 ， 乡亲大多不愿再提供收养家庭线索 ， 基层曾经依靠的计生打拐信息员也逐渐凋零 。
作为拐卖高发省份之一 ， 福建省在2013年建立计生打拐信息员机制 ， 每村设立一名信息员 ， 每乡设立一名联络员 ， 由人口计生部门管理员担任 ， 配合公安部门搜集涉拐线索 。
贺峰回忆 ， 当时计生队伍还非常强大 ， 警方在打拐员的协助下 ， 清理出一大批来历不明儿童 ， 一批收养家庭为了给孩子办理户口 ， 也配合采集了血样 。
福建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在2013年披露的数据为：“近年来 ， 福建在全国打拐DNA数据库录入来历不明和疑似被拐儿童信息12万条 ， 采集血样11.9万份 ， 检验入库DNA信息8.12万份 ， 从中直接发现确认被拐儿童超过400人 ， 位居全国第一 。”
让计生员兼任打拐员 ， 源于福建省建立的反拐联席机制 ， 将计生人员作为打拐民警延伸的侦查触角 。
成为打拐员之前 ， 敏姐（化名）从2004年起从事计生工作 ， 协助计生部门摸查村里的信息 ， 2015年随子女进城后卸任 。时隔多年 ， 敏姐对南方周末采访人员承认：“当时进城也是托词 ， 这份工作在我们乡下太得罪人了 。”
刚工作时 ， 计生工作相对宽松 ， 敏姐的任务主要是宣传政策和催缴社会抚养费 ， 难度并不大 。直至2013年夏天 ， 上级要求计生员们协助搜集涉拐线索 。
敏姐所在的村庄有五百多户人家 ， 她出生于1960年代 ， 完整地经历过“收养”高潮——大约是1990年至2005年间 ， 几乎每年都会有人家突然多个孩子 。
在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闽西农村 ， 乡亲们对此司空见惯 ， 敏姐家隔壁就住着一个乐于转介收养孩子的妇女 。在敏姐上报第一批收养家庭后 ， 这名妇女便逃到村外住了好几个月——当年福建多地严打拐卖转介网络 ， 使得各类拐卖利益链上的各方颇为恐惧 。
“起初 ， 我会找一些快上学的儿童家庭 ， 他们的父母急于落户上学 ， 有的并不抗拒上报 。”上报后 ， 这些孩子可以非亲属关系落户并入学 。
孩子的血样会被录入全国打拐DNA数据库 ， 与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进行比对 。当时 ， 敏姐所在村的大部分村民对此还没什么概念 ， 他们大多相信 ， 自己收养的孩子是被亲生父母遗弃或出卖 ， 不用担心比对 。
直到2014年底 ， 一队民警来到了村里 ， 该村一名14岁的男孩血样与西部某省的父母比对成功 ， 孩子被警方接走与亲生父母相认 。
至此 ， 敏姐与乡亲的关系微妙起来 ， “也没有人来打我 ， 但感觉全村都在议论我 ， 也有收养家庭找上门来 ， 有的求我不要再上报 ， 有的也说几句威胁的话 。”
2015年春节过后 ， 敏姐便随子女前往厦门打工 ， 此后便鲜少回村 。
这样的故事对贺峰而言并不陌生 ， 直到如今 ， 他的电话几乎被所有曾经的计生打拐信息员拉黑了 。
如今 ， 贺峰的线索主要来自对户籍数据的分析——孩子和父母年龄相差过大的、出生时间和登记时间相隔较长的、连续生育两胎女孩的家庭都是他关注的对象 。
“团圆”行动以来 ， 他靠这套方法找到了六个来历不明的孩子 ， 几乎每月找一个 ， 但这些孩子的血样 ， 目前还没能比对出父母 。
孩子的犹疑伦理的困境
在大多数认亲现场 ， 人们看到的是犹疑的孩子和哭得歇斯底里的父母 ， 这样的场面过后 ， 曾经的一家人每每陷入伦理困境当中 。
2010年 ， 湖南省首次通过DNA盲比寻找到14年前被拐走的长沙男孩刘洋 ， 该案曾被媒体广泛报道 ， 公众也由此一睹打拐DNA的神力 。
刘洋是在1997年1月 ， 从中南工业大学（现中南大学）的校园内被拐往河北的一个村庄 ， 他的奶奶是这所大学的退休教授 ， 家人们给他取这个名字 ， 则是希望他长大后留洋读书 。
2010年底与亲生父母相认 ， 彼时年仅17岁的刘洋已辍学多年 ， 在一家餐馆打工 。《潇湘晨报》的采访人员全程记录下刘洋随养母前往长沙认亲的经过 ， 在长沙的四天时间里 ， 亲家与养家的情感撕扯令这个17岁少年情绪崩溃 ， 也将拐卖儿童找回后的遗留问题呈现在公众视野 。
在当年报道的结尾 ， 养母独自踏上返程列车 ， 刘洋打算在长沙生活一段时间 。“刘洋后来有继续读书 ， 如今回到养家所在的县城从事一份体制内工作 。”2022年8月23日 ， 一名知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采访人员 。
2010年时 ， 打拐DNA数据库刚建立不久 ， 当年入库的儿童血样八万多例 ， 但父母血样仅一万余例 ， 很多父母还不知道基因库的存在 。到了本轮“团圆”行动 ， 父母采血数已多于被拐儿童采血数 ， 因而公安民警会在各种场合劝说犹豫的孩子主动前去验血 ， 让亲生父母放心 ， 也找到自己的来处——更重要的是深挖当年的案情 。
“一旦见到孩子 ， 我肯定也会哭成那样 。”杨航的妻子说 ， 但她还没做好面对这一切的准备 ， 一个月前 ， 她梦见儿子关在监狱里 ， 她要走进铁门去认亲 。
这个梦来自于她看到的一则新闻 。自2019年起 ， 公安机关将打拐DNA数据库与日常检案的DNA进行了对接 ， 日常检案库中主要包括前科人员或服刑人员——在杨航妻子看到的新闻中 ， 一对父母在监狱里见到了被拐多年的孩子 。
23年前 ， 杨航的孩子在成昆线的列车里失踪 ， 当天夜里 ， 火车行经攀枝花和凉山州多个车站 。夫妻二人有明显的创伤后应激反应 ， 无法平静地回忆失子和寻子的细节 。
孩子被拐后 ， 他们甚至迅速搬离了位于城北的家——因为距离成都火车站太近 ， “我看不得轨道 ， 一看到就感到悲伤” 。
杨航至今不乘坐火车 ， 地铁都不坐 ， 他在孩子失踪当年就借钱买了辆二手汽车 ， 2008年之前 ， 每年都要沿着成昆线跑至少两次 。
衰老侵蚀了寻子的雄心 ， 2008年汶川地震后 ， 他不再重复这项保留行动 ， 转而寄希望于日益发达的侦查技术 。但当科技真的来临时 ， 他又不免对可能从天而降的结局感到惶恐 。
2022年春天 ， 一位年轻的民警再次打电话给杨航 ， 催促他和妻子再取一次血样 。
“那个警察也是25岁 ， 属猪 。”杨航习惯询问年轻人的年龄 ， 并对1995年生的年轻人抱有好感 。
警察对杨航的犹豫有些诧异 ， 他说 ， “如果能比中 ， 说明你儿子也主动采血了 ， 主动在找你们 。”这句话触动了杨航 ， 挂下电话就去采血 。
23年后 ， 杨航把这项比对当成一次天意 ， 并希望减少人为的干扰 ， 但却一直没换过手机号码 。
“你是在哪儿找到我的电话的？”采访结束前 ， 他问 。
“寻亲的贴吧 ， 一条2007年的帖子 。”
“哦 ， 我这就去联系管理员把帖子删掉 。”
南方周末采访人员 李玉楼 南方周末实习生 刘岍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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