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著名的青铜器有哪些 商周青铜器叫什么名字( 三 )


西周继承了商代晚期的器物类型,数量增长的同时,种类有所变化 。具体来说,从周初开始烹煮器和食器主要是鼎、簋、鬲、甗,尤其是鼎和簋作为固定礼器组合出现的频率有所提高 。这也是这两类器型通常作为铭文载体而为我们所常见的原因 。商代流行的豆渐少,但出现了新型的簠,乐器则出现了钟 。另外酒器方面,觚、爵、尊、卣等器物类型在周代基本保持不变,但数量已经较商代大幅减少了 。其原因大概如《尚书·酒诰》所言,“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 。周王为了避免重蹈商末贵族酗酒荒政的覆辙,不但发文强调禁酒,还在大盂鼎等器的铭文中屡屡提及,给人留下极深印象 。而且,随着西周中期向后期的发展,当年一度流行的觚、爵、角、斝、尊、卣、方彝等酒器竟逐步淡出了历史舞台,大型酒器方面只有壶保留了下来,使后人对商末景象不禁产生无限的怀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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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纹饰上看,商周之间同样存在继承关系 。商代广为流行的饕餮纹、夔纹和鸟纹等主要纹饰基本都延续到了西周早期(只是细节上而言,鼎、卣等器物上的扉棱较先前更高、也更显著),这造成了两者之间较难区分的情况 。幸运的是,大多数时候,周代青铜器内的铭文通常起到了断代的作用 。
不过,两者之间同中有异,变化也在悄然间发生 。西周青铜器足逐渐改变了商代粗壮的柱足、扁足样式,朝着模仿动物足部的蹄足方向发展 。而鼎、鬲、甗等容器的腹部深度和前代相比也变得较浅,器壁也变得愈薄,不如之前厚重 。
到西周中期开始,纹饰方面的变化则变得更为显著 。首先,纹饰由繁复变得简约,饕餮纹等特征鲜明的动物形象淡化 。一个原因可能是,周代制作者对前代生动而具象的鸟、兽动物开始变得陌生,在追求仪式化的过程中,变得神似而非形似 。其次,基于同样的道理,用于装饰的细密雷纹等地纹也被省略,到更晚的时代基本不用 。此处的变化则与大量铭文的出现存在因果关系,因为复杂的地纹可能会对铭刻文字造成影响 。其三,则是西周窃曲纹、重环纹等简单而重复的纹饰,在西周中后期的青铜器中大量出现 。它们或简化自夔龙纹,或取自龟壳鳞甲,用于器物表面装饰填充 。按照李学勤的说法,这种变化“可能是礼制的宗教色彩减弱,逐步走向仪式化的一种表现” 。从总体上讲,也基本符合装饰纹样在历史上不同阶段的发展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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ㄐ毌父戊方卣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这些无与伦比的国之重器,奠定了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自信和底气
商周时代留下如此众多的青铜重器,既丰富了我们对当时历史的了解,也让后人有机会一睹蕴含于器物之中的上古风韵 。从这些古物中,我们得以理解“殷尚质,质以用才;周尚文,文以用情”,得以体验“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不但窥见了商代文明的厚重、象形,也读出了周代文化的文质彬彬 。
从商人酒宴上“觚、爵、角、斝、尊、卣、方彝”的琳琅满目,到周人对“殷鉴”的屡屡反思,从青铜纹饰豪华到质朴的变迁,我们得以绘制出一幅商周交替的动态景象 。从周初克商,到中期为南(铜)北(马)交征,再到西周末期的铜料不贡、重器难觅,我们从青铜铭文中勾勒出一段传世典籍之外的商周信史 。而这些都离不开前辈学者对那些国之重器的深入研究和探索 。
而与此同时,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新一代的文物研究者通过打破地域、时间和收藏序列的最新的文物研究和展出,也将从更多维度呈现商周青铜文物背后的历史信息 。比如,上海博物馆携手中国国家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机构,正推出名为“汉淮传奇——噩国青铜器精粹展”的全新展览 。在该展览中,禹鼎和噩侯驭方鼎一同现身,讲述了这个西周古国与周王室之间的千古恩怨,也见证了西周王朝从鼎盛走向风雨飘摇的唏嘘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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