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赵海涛,二里头赵海涛考古公开课( 二 )


不爱兵器爱酒器
我们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但当时的人们没有把原料珍贵、技术复杂的铸铜技术大规模运用在战争上(发掘的铜兵器不过30来件,而且主要是只有几厘米长的铜箭头),而是用来生产大量酒器,已发现20多件 。
我们发掘出几百件酒器(主要是陶器),有酿酒的、盛酒的、温酒的,这些器物内壁都检测出了酒的成分 。当时喝的主要是米酒,度数低,冬天喝比较凉,所以会温酒,酒在加热之后酒劲更大 。只有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出现了粮食剩余,人们才会酿酒 。所以,饮酒在当时是贵族的特权 。
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里写过夏人禁酒的故事,说大禹品尝有人敬献的美酒,喝得酩酊大醉,醒来说酒太好了,后世一定会有人为了它家破人亡,于是下令禁酒 。但看来似乎很难禁绝,至少在考古学上,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关禁酒的证据 。饮酒活动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社交,除了享乐,还有调整社会关系、体现社会等级的重要功能 。
二里头遗址的手工业活动比较丰富 。一般来说,一个数百口人的村子,一口水井就足够生活所需,但我们在一个约1000平方米的发掘区域里发现9口水井,有多口水井的间距只有一两米,这个密度远远超出一般生活用水的需求 。我们推测,这可能是满足用水量较大的手工业生产所需 。
考古有时候就是先设想,再寻找线索,一步步去验证设想 。发掘没有结束,就没法知道下面到底是什么情况,这是考古学的魅力——不知道的地方永远比知道的要多,尽管知道的越来越多,但是不知道的还是会更多 。
近年来,我们还首次发现了制陶遗存 。在遗址西北部出土了800多片外表、断茬带有红漆的陶片,数量为以往历年发掘出土带漆陶片总量的近20倍,这说明周边可能存在制漆作坊 。此外,在宫城西南角还发现了近百平方米的骨、角器加工作坊 。
除了发掘到重要现象,通过综合研究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也很有意思 。最近五六年,我对二里头文化晚期阶段的资料做了综合梳理,发现礼仪性的、政治性的大型工程,都在同一阶段遭到破坏,比如道路系统、宫城城墙、宫殿建筑群等 。这些破坏是来自所谓商政权的前身和东夷人的先辈,说明当时二里头的政权很可能被推翻,它不再是一个都城 。
但与此同时,二里头的铸铜、制漆、加工骨角器等手工业作坊还在继续使用,还新建了宫室建筑等大型夯土工程,说明二里头仍然是新政权中的重要聚落 。这些当时的“高科技”工艺,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和设备设施,一般都会被再利用一段时间 。
二里头是这样,商周政权更替时也是如此 。周的青铜器铸造水平要比商末差一大截 。周灭商之初,先把工匠都留在当地继续铸造青铜器,后来才迁到新朝都城 。考古发掘和研究如同侦探破案——发现蛛丝马迹、找到逻辑关系、建立证据链条、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这也是考古研究的魅力和乐趣 。
二里头考古工作开展63年以来,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订了科学的计划,抓住了体现二里头价值的重大问题,持续不断地工作 。第三代队长许宏老师曾经在《最早的中国》里说,二里头宫城是通过学术设计“想”出来并且验证得到的 。实际上,二里头遗址的很多重要收获都是如此,是通过精心的学术设计、科学的计划安排而逐步取得的 。
比如,最近刚公布的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多网格式布局,也是通过对以前资料的深入研究、分析,推测“井”字形道路划分的网格外围应该都有墙垣围护,而后从关键地点发掘验证,并逐步扩大范围探索出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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